2023年11月的一天，陶佳妍在火车上复习研究生英语课程，准备期末考试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2023年9月，卫薇安在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复习备考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卫薇安准备司法考试期间的学习日历，App显示她在凌晨两点多完成当天的任务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周六早上7点22分，从唐山出发的D8802次列车停靠北京站，早已在车门口等待的陶佳妍努力将身体前移，第一个迈出车厢，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人群坐上北京地铁2号线。

　　她要在8点左右抵达学校，协助老师完成学员签到、递送话筒、维持课堂秩序等工作。

　　在北京师范大学，44岁的陶佳妍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，为了“蹭”到学校周末开设的家庭教育培训课，她每周通勤，从唐山家里赶到北京，做“实习助教”。

　　走在北师大的校园里，陶佳妍所遇到的大多数同学，年龄可能连她的一半都不到，这些年轻人的人生刚刚开启，而她正在努力“重启”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展开的一项调研显示，到2021年，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39.16岁。像陶佳妍这样超过40岁、通过求职、培训、职业资格考试寻求职场“重启”的女性，并不罕见。

　　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，没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

　　今年元旦刚过，47岁的卫薇安顶着一头漂染成亚麻灰色的头发，踏进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像其他20多岁、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实习律师一样，她接受指导律师的安排、起草法律文书、坐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听庭审。

　　8个月以前，她还在一家主营服装零售的外企担任运营总监，忙碌在销售一线。

　　“带过十几人、上百人的团队，我更能感受到领导想要什么样的实习生，那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。”卫薇安说。成为大龄实习生确实令她有点尴尬，但她更难忘4年前的挫败感。

　　她从小就是优等生，自认为前20年的职场生涯一帆风顺。2019年，她跳槽刚4个月，就被迫离职，一度陷入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中。

　　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失业，卫薇安想不通一直优秀的自己为何“没有接住”，也担心女儿国际学校的学费和家里的房贷，“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家人，没法给他们最好的支持”。

　　她至今记得，白天在父母孩子面前强装镇定，夜里睡不着，甚至产生过极端绝望的想法，曾两次拨打“心理求助热线”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卫薇安报名了国家司法考试。20多年前，她从法学专业本科毕业，如今想借助“老本行”争取一份“能干到70岁的工作”。

　　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陶佳妍正在经历频繁的失眠。为了毕业论文开题，她每天看文献看到深夜两三点，借助药物才能睡着。两个月后，她的月经迟到了。检查结果显示雌激素低，医生安慰她：“如果以后月经不来，你也别太紧张。”

　　陶佳妍在工作上一向拼命，但这次身体的反应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料。最近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为了上课和当助教，她往返北京和唐山五六十次，为了节约成本住青年旅社，也没觉得多苦。然而，毕业论文带来的焦虑正在超过她的承受能力。

　　在毕业这件事上，陶佳妍自认为没退路。3年前，她刚入学，因为“课程方向和当初想象的不一样”申请过一次休学。后来，她在丈夫和儿子的鼓励下重新返校，“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，如果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”。

　　她卖了一套房，还把女儿转回了公立学校

　　陶佳妍说，5年前，自己还在一家央企工作，文笔出色，受领导重视。由于工作关系，她到访过国内不少城市，也获得过多个奖项，“心气儿很高”。

　　2018年年初，陶佳妍发现自己怀上二胎。恰逢单位有两项重要工作，她决定忙完再休息，结果“任务结束的当天流产了”。

　　陶佳妍辞职了，她重新考虑工作和家庭之间“到底想要做什么，靠哪头”。

　　真正放松下来后，她又觉得闲不住，“并不是那样的人”。她想着，还是要找一份工作，但不能找和以前一样的。“得找一个更重的砝码支撑自己，一份内心喜欢的工作。”

　　听说年纪相仿的朋友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，陶佳妍也想去。她的想法获得了丈夫和读高中的儿子的认可，“我之前的经历也给了我底气，觉得可以试一试”。她记得，考研冲刺阶段，自己天天熬夜，执行完学习计划才上床睡觉。

　　佑洁今年43岁，原本和丈夫在上海工作，丈夫是程序员，她做市场销售。2014 年，夫妻俩带女儿迁至澳大利亚墨尔本，丈夫还在编程，佑洁至今已换了3份工作。

　　没生二胎前，她曾供职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企业。“市场营销在澳大利亚竞争很激烈，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太流利，工资相对也比较低”，这份工她打得并不顺心。

　　2018年，佑洁生下儿子后辞职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儿子两岁大时，她开始留意一些招聘信息。

　　2020年年初，她关注到墨尔本对永久居民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，佑洁学习并获得了学前儿童护理和教育文凭，随后入职了当地的一家幼儿园，主要照顾两岁以下的孩子，“接送儿子上幼儿园也比较方便”。

　　那时候，她必须每天6点前起床，7点不到赶到幼儿园开始上班，和其他两名同事共同照顾十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。除了准备他们的一日5餐、陪伴午睡、每两小时定点换纸尿裤以外，还要带孩子们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、打扫卫生，每天都“接受着心灵和体力上的双重考验”。

　　孩子们从蹒跚学步到奔跑自如，佑洁内心的“不安分”也在反复涌动。“只要在教室里就停不下来”，每月拿到手的薪水也远远不及澳大利亚的平均工资。

　　尝到免费培训带来的甜头后，佑洁对相关信息保持关注。一天，一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为30岁以上人群提供免费数字培训的信息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
　　养育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，让佑洁不敢贸然“脱产”去学习。陆陆续续自学并获得一些证书、通过培训测试后，佑洁才敢再次辞职，接受为期3个月的全职培训。

　　面对相似的经济压力，失业后，卫薇安卖掉了上海的一套住房，把另一套房的贷款还了，再把女儿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。

　　托熟人介绍过面试、接触过猎头，2023年8月，卫薇安最终决定重拾20多年前学的法律专业知识。